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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個別諮商過程中涉及的主要倫理問題。本文採文獻分析方式，依次以壹、前言－諮商過程中的倫理考慮；貳、個別諮商過程中涉及的倫理問題；參、結語－做個倫理的諮商員，等三章對此一問題加以探究。
第壹章：前言，旨在說明問題背景及筆者之研究動機與目的。
第貳章：個別諮商過程中涉及的倫理問題，依諮商過程進行中可能遭遇之先後次序探討一、之後同意的倫理問題；二、保密、隱私權與溝通特權的倫理問題；三、預警責任與舉發的倫理問題；四、雙重關係的倫理問題；五、運用諮商技術的倫理問題；六、轉借或結束的倫理問題。
第參章：結語，旨在針對全文內容加以統整，並從一、公共政策方面；二、專業學會方面；三、諮商員教育機構方面；四、諮商員食物機構方面及五、諮商員個人方面，等各層面提出可行的建議及努力的方向。
個別諮商過程中涉及的倫理問題
壹、前言－諮商過程中的倫理考慮
諮商為專業之助人工作，透過諮商過程中與當事人的互動與溝通，諮商專業人員協助當事人去解決問題並獲致自我的成長與學習，因此諮商不僅是依種輔助關係，更是依種溝通及學習的過程，而在諮商進行過程中諮商員及當事人各有各自應該扮演的角色，也因角色有別，進而會產生有關權貴的倫理問題。「例如是誰決定諮商的目標？誰有權選擇諮商技術？諮商員對所用的技術是否熟悉？運用具危險性的技術時，是否有適當的安全措施？當事人能否拒絕運用某些技術？……」
（牛格正，民80，p. 40）乃至於諮商榕的保密，保密的限制，諮商如何開始，如何結束等等。此等諮商過程中所要面對的倫理問題正是反映出諮商與心理治療專業的基本價值觀－保護隱私，提升自主和避免欺騙、參縱和剝削（Van
Hoose & Kottler, 1985）。在此等價值觀之下，倫理原則和倫理問題早已成為諮商專業人員專業生活中不可避免的部分（Blocher，1987）。任何以專業自許的諮商與心理治療工作者，皆應時時加以審閱與關切（王智弘，民83a）。以避免不合倫理行為之產生而傷害當事人的福祉與諮商專業的服務品質。因為諮商員以助人為前提，專業的首要條件及應以能維護當事人的權益：自主（autonmy）、受益（beneficence）、無傷害（nonmaleficence）、公正（justice）和忠實（fidelity）的倫理原則（牛格正，民80；Kitchener,
1984）為考量。更遑論因諮商過程而商及當事人。
但是由於諮商工作的多樣化與當事人問題的複雜性，諮商員在從事諮商過程中經常會面臨倫理上的兩難情況，甚而涉及法律的問題或陷入訴訟程序的困境（王智弘，民84）。因此對任何諮商實務人員而言，Hendrickson（1982）認為都要面對可能冒著違犯倫理的危險而從事助人工作的狀況。加上由於近時多年來消費者權益意識的助建增強（Baldick,
1980; Bradley, 1989; Jensen, Josephson, & Frey, 1989; Welfel &
Lipsitz, 1983）。隨著案主就像是消費者此種概念的發展（Bradley,
1989）。使得諮商工作上的倫理申訴甚至訴訟案件有增加的趨勢。從專業學會倫理委員會歷年的統計資料看來，雖然每年的申訴案件量時有起落，但大體上是呈現上升的趨勢（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Counseling and Development [AACD] Ethics Committee,
1991; American Association [APA] Ethics Committee, 1988. 1993）。而私人開業的增多、不當處理（malpractice）訴訟案件的增加與第三責任險費用的提高，更使得倫理問題備受關切（Fugua
& Newman, 1989; Welfel & Lipsitz 1983）。而諮商員也面臨了前所未有的來自倫理上和法律上的挑戰與衝擊。美國諮商學會（ACA）在其一連串陸續出版的法律系列叢書中，第一冊及以《準備出庭》（"Preparing
for court appearances "）（Remley, 1991）為名，闡述諮商員在面對法律問題時，不論是以專家身分出庭作證（expert
witness）或自身涉入訴訟案件時應採取的處理策略與準備。更明白的反映出此一助人專業所面臨的日漸增多來自倫理和法律問題方面的困難與壓力，因此在諮商過程之中如何審慎思慮每一專業行為可能面臨的倫理問題以保障當事人福祉，並避免諮商員危犯倫理非行或誤蹈法網，顯然是相當必要的。
我國諮商服務向來以學校機構為主，陸續增加的社區諮商機構也大體上採訓練義務諮商人員而提供免費諮商服務的方式，可能由於都是提供免費服務，縱有效果不彰或服務不亦少聞有關倫理的申訴或法律的控告，然而近年來消費者權益意識不斷增強，民間隻消費者文教基金會及官方之行政院消費者保護委員會陸續成立，許多社區諮商機構也開始提供收費服務，縱使有下列因素：1.
中國輔導學會並無倫理委員會的設置及申訴程序的設計；2.
諮商服務內容涉及個人隱私，當事人若接受不當服務可能較不願張揚；3.
我國未有諮商員證照制度，專業學會或主管機構為有制裁規範的有效權力；4.
國人傳統上較不願興訟等；使我國諮商專業來自倫理與法律上的壓力不若美國嚴重，但是接受諮商服務的當事人或其親友是否會轉而向消基會或消保會投訴？甚而與諮商員對簿公堂？時具有潛在的憂慮與壓力（王智弘，民84）。諮商專業對此等潛在危機實不可加以忽視。
本文的目的即在探討諮商專業工作中最重要的個別諮商服務在過程中可能涉及的主要倫理問題，以期能有助於此一專業助人領域之工作者對此等倫理問題之瞭解，而能在從事專業服務工作時有更周延的倫理考慮，以求能避免倫理非行及因之而來的倫理申訴與法律控告。
貳、個別諮商過程中涉及的倫理問題
在個別諮商過程中涉及的倫理問題很多，本文擬就較為常見而重要者加以探討，並依諮商過程進行中可能遭遇之先後次序加以一一剖析：
一、知後同意的倫理問題
知後同意（informed
consent）的問題，是諮商過程中首先遭遇的倫理問題。在諮商過程中當事人有權力被示以充分的資料，進行被告之而後抉擇的程序，已決定是否進入和持續與治療者的治療關係（Corey,
1991），關於此一知後同意的理念最初是來自於醫學上的傳統（Silverman,
1989），以為特定的醫療處理應先向病人說明事實並尋求同意。如今則為諮商與心理治療專業於專業倫理守則上加以明文規定（中國輔導學會，民78；AACD，1988；APA，1990），例如中國輔導學會的會員專業倫理守則即載明：「輔導員有責任像當事人說明自己的事業資格、輔導或諮商過程、目標和技術之運用等，以利當事人自由決定是否接受輔導。」（p.7
，參，七）「當事人有查詢輔導人員專業資格的權力，以確定諮商的意願。」（p.8
，肆、二）；並且也針對不同的諮商服務形式載有知後同意之規定（伍，二，柒，十一，捌，二，玖，六）。因此實施知後同意的程序是為諮商過程之初所不可或缺的，它是在諮商初期加以持續的進行，而非在接案（intake）晤談時即需加以完成（Corey,
Corey& Callanan, 1993）。因此此一程序之實施當配合諮商過程之進展為之。可起自接案的開始而延續智諮商的初期，甚至在諮商過程涉及此一課題時，應隨時提出而加以討論。不過就一般而言，主要在諮商伊始級應與當事人進行此一程序，以確定當事人之意願，並保障其權益。
知後同意背後的法律及哲學前提是當事人有「知的權力」（牛格正，民80，p.
82），及「全然的自我決定」（Bersoff，1978，p.
372）。因為自由式人的基本特質，人有天賦的自由決定權。因此，知後同意之實施乃基於尊重當事人權益的前提，就Kitchener(1984)的倫理辨明模式（model
of ethical justification）的架構而言，知後同意的程序在保障當事人的自主權（auronomy,
當事人可自由決定進入或退出諮商），受益權（beneficence，當事人應從諮商過程中受益）及免受傷害權（nonmaleficence，當事人在諮商過程中不應受到傷害）。因此，知後同意的程序，乃在尊重當事人知的權力，並在保障當事人之自主權、受益權與免受傷害權的考量下，提供給當事人自我決定進入或退出諮商關係的自主選擇權。
在實施之後同意的程序時應考慮四個要素（王智弘，民83a）；(一)知識（knowledge）、(二)
（volumtariness）、(三)資格能力（competency），及(四)理解（comprehension）。亦即知後同意過程的實施需包含完整資訊的傳達、當事人的志願同意、當事人有資格及能力行使同意，以及同意的形式應以語文形式書寫並為當事人及大多數的人所可理解（Corey
et al, 1993; Imber et al, 1986; Stricker, 1982）。因此所謂的知後同意，不但當事人要有充分的知識且被認為以被告知，同意更必須是由被判斷是有能力的人，在志願的情況下所提供，而其實施最好有明確的表格形式過文字說明，並以契約的形式以供當事人在充分了解後，簽署以表同意（王智弘，民83a）。所以要落實對當事人知後同意權力的尊重，必須能包含上述四種要素，此等知後同意的程序才算完整。而在實施的程序上，Gillett(1989)曾提出一知後同意的醫學模式頗值得參考，（見附表一），其中充分的說明了治療者和患者在知後同意程序中的腳色功能及互動狀況，以逐次達成共識完成之後同意程序。其中亦反映出上述之知識、志願及理解之要素；至於資格能力的要素，Gillett亦認為既為患者，若有能力之耗損，則經由他人的協助以完成知後同意之程序恐有必要。這主要是基於現實情況的考量所採取之權宜之策。
註：引自"Informed
consent and moral integrity" by G. R. Gillett, 1989,
Journal of
Medical Ethics, 15, p. 118
事實上，在諮商實務過程中，除了某些當事人基於事實需要，其行使知後同意的程序須由他人協助外，就針對某些當事人而言，其行使知後同意權的資格能力亦可能是有所限制的，比如，智能不足者、認知能力減弱的老年人、兒童等（Stanley,
Sieber & Melton, 1987），其能自我決定或是須由他人決定，比如法定監護人或監護機關等，有待進一步考量（王智弘，民83a）。在法律的前提下，諮商員必定要先考量有關監護權所及的範圍，再權衡當事人的福祉以作決定。特別對於未成年的當事人是要視之為「兒童」或者「年輕的成人」呢？（"
child or young adult? " , Salo & Shumate, 1993, p. 9）。通常當兒童未得父母知曉或允許而來尋求諮商時，諮商員即會遭遇到在尊重兒童的隱私權或者父母的監護權之間而面臨取捨的兩難問題，一般而言，兒童之年齡愈輕則父母的權力愈大（Salo
& Shumate, 1993），反之孩子若年齡愈大，則其隱私權及作決定的權力愈鷹加以尊重。牛格正（民80）認為，當事人雖未成年，但教育到某種年齡時（大約十二歲），除在有較嚴重關係的事情上，其有能力為自己做決定。美國在若干洲和特定的聯邦條例上是允許較成熟（通常是14歲以上）但仍受父母監護的未成年人可以為自己做有關醫療上或心理健康上的決定（Salo
& Shumate, 1993）。但是上述之12歲、14歲之說外，另有不少學者主張15歲為適當的劃分年齡（Klenowski,
1988），因此在成熟年齡的判斷上，可為眾說紛紜。所以在考慮對未成年當事人進行知後同意的程序時，再尋求保障當事人最大福祉的同時，仍應考慮法律上賦予家長之監護權所及的範圍。原則上應考慮請當事人自行知會其家長或諮商員在當事人知曉之情況下知會其家長，並向未成年當事人說明保密上有家長監護權的限制。根據Beeman
和 Scott(1991)的一項全國性的調查顯示，心理學家對其平均年齡為12.8歲的青少年當事人，有70%的人實施了知後同意的程序，而有93%的人對其家長實施了後知同意的程序。此項結果可反映出實務人員在實施對未成年當事人的知後同意程序上已有共識，雙重的實施程序是一項可考慮的做法。即在對未成年當事人實施諮商時，可同時徵求小當事人及其家長之知後同意。不過在未成年當事人的問題是來自家長的虐待時，則為一種例外的狀況，諮商員應以未年當事人的福祉為優先考慮，採取緊急行動以保護當事人。
至於有關知後同意的程序的實施方式，一般而言，以口頭方式為之雖無不可。但最好以簽署契約，發表專業聲明等書面文字加以載明的方式實施較為妥當（牛格正，民80；Huber
& Baruth, 1987）。契約的內容主要包括諮商的方法及過程，諮商的次數和時間，終止或修訂契約的規定，諮商內容保密的程度等，乃至進一步有關諮商員的專業資格與經驗，諮商過程中相關的倫理、專業及法律責任，收費標準，需要當事人同意運用其資料的情況，諮商過程或技術可能帶來的副作用等，亦應視實際情況需要在契約上加以記載，契約應在當事人詳細閱讀與理解後加以簽名認可並註名日期，已完成知後同意程序。至於專業聲明則在澄清此一專業之服務性質及專業角色，內容可包含諮商機構的服務特色與限制、諮商員的專業能力、諮商過程的細節，諮商的期限與收費狀況、和當事人的權益等。
雖然知後同意的傳達或許不可能盡善盡美，因為人類之前完全的溝通是不可能達成的（Baumrind,
1985），誤解不免會產生。Drew 和Hardman(1985)
也認為知後同意本身似乎是一個相當簡單的概念，但其複雜性則與時俱移而益加突顯。因此，對諮商專業人員而言，知後同意程序的實施似乎不易面面俱到，在諮商段落時間有限，要達成協助當事人的諮詢目標，又要兼顧知後同意程序的執行，確實會倍感吃力。但是基於尊重當事人權益與倫理、法律上的考量，此一過程實不可缺少。更何況其亦有積極的功能；此一過程有助於增進治療的關係與同盟，增進當事人對未來成長過程中可能遇到的挑戰上的認知準備（Jenson,
et al, 1989），並促使當事人成為主動的參與者（Corey et al,
1993）。由此等觀點而言，知後同意除可避免當事人的不舒服及法律控告外，亦可積極的看待其對諮商過程之正向功能，當事人除了會在其中感覺受到尊重，權益受到保障，而有助於建立良好和信任的諮商關係之外，知後同意的過程亦形同當事人明確聲明主動參與諮商過程的一種宣告過程。當事人和諮商員經此過程而共同決定去面臨諮商過程中隨後將智的挑戰與考驗。
二、保密、隱私權與溝通特權的倫理問題
在知後同意的程序之後，其次會遭遇的倫理問題是保密（confidentiality）的問題，保密是要求諮商員不可將與當事人在私密性互動中所得的訊息，透露給他人知道的一種專業職責及倫理與法律責任（Arthur
& Swanson, 1993; Sheeley & Herlihy, 1989），其可說是諮商互信關係的基礎（牛格正，民80）。是重要的倫理課題，也是貸給諮商員最多困難的倫理問題，更是諮商員最長為犯的倫理非行（ACA
Ethics Comittee, 1992; Bond, 1993; Pope & Vetter, 1992）。就台灣的情況而言，保密的問題亦是最長建的倫理問題（牛格正，私人通訊，民84年，3月30日），根據陳文玲（民80）的調查研究結果指出，我國學校輔導教師對「諮商機密」的倫理認知並非十分清楚。因此，對國內的諮商保密狀況是令人擔憂的，例如輔導期刊上所揭露的個案研究資料，或社區諮商機構在報紙上為彰顯機構服務功能或鼓勵民眾求助所刊登的案例報導，不必要的身份辨識資料出現太多，亦不知其是否已先取得當事人之知後同意？此接令人為當事人的福祉是否受到傷害感到關切（王智弘，民84），而調查研究結果指出，當事人有被保密的期望，並喜歡被事先告知有關保密的限制（Arthur
& Swanson, 1993）。事實上，保密的倫理正是當事人可以期望在諮商中其所討論的內容會被保守其隱私性，而能參與深入的諮商關係的重要前提（Corey,
et al 1993）。若沒有保密的前提作為保障，當事人可能不願意求助，諮商工作亦無法推展，因此，諮商專業對保密工作之重視與維護，乃在保障當事人之福祉與專業之發展和生存（王智弘，民84）。其重要性必須特別地加以強調。
就保密的意涵而言，保密涉及法律上的概念，並經常與隱私權（privacy）和溝通特權（privileged
communication）息息相關（王智弘，民84）。Bradley（1998）認為，保密是一倫理的標準，隱私權則是法律的概念；所謂保密是有關資料和對已獲得的資訊取得途徑的控制，而隱私權則是一個人再控制自我與他人之間疆界的權益，此一疆界可能是心理的、物理的、政治的或經濟的，而其中最常被限制的是自我與他人間訊息的流通（Sieber
& Stanley, 1988）。進一步來說，「隱私權也就是一個人去決定何時、何處、對誰，以及何種範圍，其態度、信念和行為可被透露出來的權力」（Leary,
1991,p. 269），亦即所有有關個人訊息的基本資料或相關訊息，都是保密和隱私權考慮的內容（王智弘，民83a）。而保密的前提，正式在尊重個人的隱私權。由於兩者的概念密切相連，因此保守諮商機密被視為是諮商員的倫理和法律責任（Sheeley
& Herlihy, 1989）。若諮商不能保密，不但不合倫理規範，而且會受到不當處理（或瀆職，malpractice）的控訴（Bradley,
1989）。所以保密不但是倫理上的要求，亦有法律上的考量。
在中國輔導學會（民78）的倫理守則上明載「保守諮商機密是輔導員的倫理責任、為徵得當事人之同意，不得對外洩露任何晤談內容或其他諮商資料。」（p.
7，參，八），因為「諮商機密旨在保障當事人的隱私權，保護諮商員專業人格之完整，維護專業輔導工作的形象，並徵信於社會大眾……」（pp.
8-9，陸，一）。而針對保護當事人隱私權、保守諮商機密的具體法定權力則為溝通特權（牛格正，民80；陳恆霖，民81；Arthur
& Swanson, 1993； Gross & Robinson, 1987）；其主要是涉及當事人的權利。可使其與諮商員所談的資料，不被用於法庭之上（牛格正，民80；王智弘，民82b；陳恆霖，民81），因此，可以為保守諮商機密的做法提供法源的基礎。
由法律的觀點而言，隱私權是險法上所保障的基本人權，憲法第十二條規定「人民有秘密通訊之自由」（張知本，林紀東，民84，p.
3）。即在保障人民的隱私權，此等對人民隱私權的保障，更及於人民接受專業人員服務內容的保密。刑法第二十八章妨害秘密罪，第三百十六條變載明「醫師、藥師、藥商、助產士、宗教師、律師、辯護人、公證人、會計師或其業務上佐理人。或曾任此等職之人。無故洩漏因業務知悉或持有之他人秘密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百元以下罰金。」（張知本，林紀東，民84，p.
394）。因此，此等專業人員有其法律上限定之保密責任。而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八十二條則規定，證人若為上述之專業服務工作者，「……就其因業務所知悉有關他人秘密之事項受訊問者。除經本人允許者外，得拒絕證言。」（張知本，林紀東，民84，p.
445）。此所謂之「本人」及指接受專業服務之當事人，因此，當事人在接受此等專業人員之業務服務時，得有溝通特權之保障。統整上述觀點可以得知，隱私權乃來自憲法保障人民個人隱私的精神，溝通特權是落實此一精神並保障個人有接受專業服務之權益的具體法律規定，而其表現在專業行為上的就是保密的倫理要求（王智弘，民84）。不過，就國內之現況而言，有關溝通特權之規定，目前仍未及於諮商專業（牛格正，民80；王智弘，民82b；陳恆霖，民81）。亦即國內之諮商當事人並未受此「溝通特權」之法律保障，這是值得諮商專業界關切的狀況，到底諮商是否為一門「專業」服務工作？接受諮商之當事人是否應該受到「溝通特權」之法律保障？
由於溝通特權是一法律上的特權，在美國是由州法律所保障，可免除特定的專業（通常有執照的人）人員在法庭上揭露特定的資料（Arthur
& Swanson, 1993）。就諮商專業而言，此項權利為當事人所有而非屬於諮商員（牛格正，民80；陳恆霖，民81；Bradley,
1989）。因此當事人或其監護人有或放棄此項權利，若其選擇放棄，則諮商員就沒有理由在法庭上緘口不言（牛格正，民80；Arthur
& Swanson, 1993；Knapp & VandeCreek, 1983）。由此可以看出，溝通特權乃在保障當事人的隱私權，而成為諮商必須保密的法律基礎，不過當事人自動放棄此一權利，諮商原則沒有再為其守密的法律責任。不過對於諮商當事人的溝通特權雖在美國的許多州被加以重視並予以立法保障，但亦非為普及全國之做法（Herlihy
& Sheeley, 1987）。有溝通特權立法的州對溝通特權的限定範圍亦各有差異（Arthur
& Swanson, 1993）。因此，在考慮諮商上的保密問題，應以當地法律上的相關規定為考量，若無明確法律條文之規定，則應遵守專業學會之倫理守則規定，並參考其他地區的相關法律規定。由於國內尚未對諮商專業有溝通特權的規定，因此對於保守諮商機密的考量，主要仍針對於倫理上的要求與尊重當事人隱私權的精神。不過就美國之情況而言，溝通特權之規定乃針對特定之專業服務行業而設，且通常是領有證照之專業領域，國內之情形亦類似，唯未及於諮商專業。近年來諮商專業在尋求社會大眾之專業認同上有許多的努力，證照制度上的規劃與推動即為重點，對諮商服務而言，其當事人得有溝通特權上之法律保障，除有助於維護當事人之福祉愈權益外，亦可視為專業特徵的重要指標之一，因此，雖然此舉會相對加重諮商員之保密責任，但基於當事人福祉與專業認定上的考慮，仍應在法律修定工作上尋求突破，以期使諮商當事人涵蓋於溝通特權的保障之內。
至於對於保密的倫理，雖有學者堅持應絕對遵守（Siegle,
1979），但是大多的學者認為，保密是有限制而非絕對的，因此去決定在何種情況下不再維持保密，是諮商員要面對的重要倫理課題（牛格正，民80；Corey
et al, 1993；Denkowski & Denkowski, 1982）。Arthur
和 Swanson（1993,
pp. 19-20）曾舉出保密的例外包括：
(一)
當事人會危及自己或他人時：法律將身體的安全制虞保密的考慮或隱私權之上，對人的保護居於優先，並解且包含了預警責任（the
duty to warn）
(二)
當事人要求透露資料時：隱私權乃屬於當事人，其可以放棄，諮商員在當事人要求的情況下應該透露資料。
(三)
法院命令透露資料時：當法院基於公平正義的理由，判定透露諮商資料是必需的，則諮商員維持保密的法律責任即已解除。
(四)
諮商員正接受有系統的臨床督導時：在當事人知曉諮商段落內容將被用於督導之中時，其已放棄了（在督導中）被保密的權利。
(五)
辦公室的助理處理有關當事人的資料和文件時：當事人應被告知辦公室的人員將會在例行的登陸和歸檔時經手這些紀錄。
(六)
需要法律上和臨床上的諮商時：同樣地，當事人應被告知諮商員有倫理上權利以獲得其他專業人員對諮商進展狀況的意見，不過那些被諮詢者的姓名也應告知當事人。
(七)
當事人在法律程序中提出了其心理健康上的問題時：例如在子女監護權的訴訟案件中，父母提出了以觀其心理狀況的問題，然後他們授權諮商員透露其紀錄。
(八)
第三者在場時：當事人知道除諮商員外之第三者在場時，若允許第三者在場則放棄了隱私權。
(九)
當事人未滿18歲時：父母或監護人有法律上的權利以知曉未成年人與諮商員間之溝通（其可能的例外包括美國某些州有對小當事人溝通特權的規定，或對14歲以上的未成年當事人賦予較多的權利等）
(十)
機構內或制度上的資料分享是處理過程的一部分時：雖然再基於對當事人利益的考量上機密的內容可能與專業的同事分享，但是，當事人必須被知會此一情況。
(十一)
在刑事系統中分享資料是需要時：在基於系統運作的利益和對案子處理上的考慮，由囚犯口中所獲知雖可被視為機密的資料可能會在系統中被透露出來。
(十二)
在當事人透露資料的目的是尋求達成其犯罪或詐欺行為的建議時，此處之諮商員義務由保密轉而變成對社會免於犯罪活動之保護。
(十三)
諮商員有理由懷疑有兒童虐待情事發生時：美國所有的州都在法律上要求要舉發（reporting）可疑的兒童虐待事件。
以上所列舉的13項例外並不能涵蓋所有的情況，諮商員應針對當事人的特殊狀況，衡量倫理上與法律上的規定，已決定保密的範圍與尺度。諮商員除再知後同意的過程中要告知當事人有關保密的規定之外，亦要說明其限制，使當事人知曉在何種情況下是保密的例外。而最重要的例外，即是有關預警責任和舉發的倫理問題。
三、預警責任與舉發的倫理問題
就如同我國憲法第二十三條上所載明，人民之自由權利「……除為防止妨礙他人自由。避免緊急為難。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者外。不得以法律限制之。」（張知本，林紀東，民84，p.
3）。文中所載「……除為……」之後之文字，即為憲法保障人民自由權利之例外，隱私權自然亦包含在此等權利之內，就此等權力限制獲利外之觀點，諮商專業固以保守諮商機密為原則，但於此等原則面臨須採取行動以避免當事人自身，第三者或社會大眾之緊急危難時，保密之原則應有例外，並以預警之責任來加以取代。
預警責任（the duty to
warn）可說是一項和保密相關的倫理概念（Gross & Robinson，1987）。但經常是兩相對立的倫理考慮，因此，要在這兩項倫理原則之間求取一個平衡點可事件煞費周章的事（Sheeley
& Herlihy, 1989）。長形成倫理上的兩難課題。Gehring(1982)在解釋預警責任的概念時表示：「雖然沒有法律上的責任去強要一個人去控制另一個人的行為，但是也有例外的情形，當一個人與另一個行為需要被加以控制的人，或者與此種行為的可能受害者，有一特定的關係時，法律強制要求去警告此鄧可能的受害者，而此種預警責任對心理衛生專業人員格外重要，因為他們一般是與其案主有著特別的關係。」（pp.
209-210）。所以，由於身處於特定的專業關係之中，諮商員自然要對預警責任加以格外的關切，特別是要考慮法律上對預警責任的立場與其對專業人權的要求（王智弘，民84）。因為預警責任的疏忽，常導致法律的控訴。
自從美國加州最高法院判決Tarasoff案件之後，心理衛生專業確已認真關切此一案件，和後續有關「預警責任和保護」（＂duty
to warn and protect”）判決的涵義，和專業人員本身在法院案件中的潛在法律責任（liability）（Herlihy
& Sheeley, 1988, p. 203）。由於許多法院判決的結果而使心理衛生實務人員變的更加了解和關心其雙重責任（double
duty）：要保護其他人免受潛在危險性案主的傷害，還要保護案主免受他們自己的傷害（Corey,
1991）。此等對倫理問題的關切實在是身受Tarasoff案件的持續影響，（Knapp
& VandeCree, 1982）。Herlihy 和
Sheeley指出，在1947年受到1984年間因當事人暴力攻擊事件而起訴諮商員的案件中，在Tarasoff案件發生之前有18件，其中諮商員勝訴的有13件（約佔72.2%）；知後有32件，諮商員勝訴的有12件（約佔37.5%）。前後比較顯然在諮商員勝訴的比率上有顯著的下降。可見Tarasoff案件的邊際效應影響了往後的法律訴訟（林素妃，民81）。法律對諮商員於景責任的要求趨向於嚴格，值得令人注意。雖然美國的法院判例不一定適用於我國，但對諮商專業人員而言，卻是一種借鏡（牛格正，民80）。由於國內上未發生類似案件，應記取美國教訓而思慮預防與因應之道。
Gross
和Robinson(1987)認為，在了解保密和預警責任時，個人必須同時考慮這些原則的倫理上以及法律上的解釋。再Tarasoff控告加州大學評議委員會（Board
of Regents of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的判決中，法院宣布了期盼定的基本指導原則：「支持保護患者和心理治療師間溝通的保密特質之公共政策，在面臨揭露內容對他人之避免危難是達到絕對必要的程度時，則必須讓步。當公共的危險開始發生，則保護的特權立時結束。」（"The
public policy favoring protection of the confidential character of
patient psychotherapist communication must yield to the extent to
which disclosure is essential to avert danger to others. The
protective privilege ends where the public peril begins."）（引自王智弘，民82b，p.
227）。再專業倫理守則上對預警責任一有明文加以闡明（中國輔導學會，民76，參，六，陸，四；AACD，1988，B，4，APA，1990，Principle
5），因此，諮商專業人員在諮商過程之中，鷹隊此一課題抱持敏感的警覺，在發現當事人涉及自殺、暴力事件，罹患愛滋病等狀況（林素妃，民81；
Arthur & Swanson, 1993；Herlihy & Sheeley,
1988；Knapp & VandeCreek, 1983）時應採取緊急步驟。比如與當事人充分的討論此等狀況，告知當事人諮商員有預警的法律責任，徵詢督導、機構、其他專業人員與法律專家之意見，必要時通知相關的機構與人士（警察、權責人員及可能的受害者），避免緊急為難之發生，並保留完整之處理記戶以作為必要時出庭之準備（王智弘，民84）等。絕不可忽視其潛在之危險性而置之不理，而造成對當事人或第三者的傷害，並使自己面臨倫理與法律上的控訴。
另外，與預警責任相當類似的問題是舉發（reporting）的倫理問題，隨著兒童虐待案件的增加，以及兒童福利法的立法，告發兒童虐待案件變成是諮商人員必須去面對的倫理與法律責任（牛格正，民80；沈湘榮，民81；劉姿吟，民81；Kottler
& Brown, 1922）。以美國的情況為例，兒童被虐待或忽略的問題已成為全國性的危機事件，諮商員在從事家庭與婚姻諮商時更是要對此一問題特別加以關切（Stevens-Smith
& Hughes, 1993）。當諮商員懷疑兒童可能已遭受了情緒上或生理上的傷害時，必須在24小時內項有關當局報告（Kottler
& Brown, 1992）。在我國現行的＜兒童福利法＞第時八條亦有類似規定，該法第三十六條並載明罰責，違反規定者處新台幣六千元以上三萬元以下罰緩（張知本，林紀東，民84，
pp. 785~789）。只不過在我國的法律條文中所列文字為「知悉」而非「懷疑」，因此，適當的查證乃屬必要（王智弘，民84）。雖然此等查證工作有時並不容易，生理上明顯的外在傷害較易於查證，並可藉由醫護人員之協助而取得明確之醫學證據，心理上的傷害則須藉由諮商員之專業判斷，與尋求小當事人生活中相關消息人士提供資訊，以求確定。
當諮商專業人員在面對此等兒童虐待案件時，可能會因不熟悉法律規定或其他原因而不知所措。Pollack和Levy即認為，可能有些理由會造成有舉發兒童虐待或忽略之義務的人並未去舉發，其中包括會因而產生有關害怕、羞恥和同情的反向移情（counter
transference）等（Stevens- Smith & Hughes,
1993）。Moore和Mckee則指出諮商員不願去舉發的原因有三：(一)不確定事件的真實性且擔心告發後。會昇高家庭壓力；(二)很難區分虐待與管教；(三)不願意破壞保密原則（劉姿吟，民81）。可見諮商員在面對此等兒童虐待問題時，心中有許多的掙扎與考慮。但是無論如何，Stevens-Smith和Hughes強調，諮商員必須要確實的去關心此一問題，才能夠在當有兒童虐待情勢發生時，之所回應予以舉發以保護兒童。由於面對兒童虐待問題，諮商原有敏覺、舉發和配合司法調查的責任（沈湘榮，民81）。特別是後者常涉及剝奪施虐父母之子女監護權之司法訴訟，常另諮商員望之卻步。若在加上施虐的父母有暴力傾向，甚至為黑道份子，常會使學校諮商員面臨語言的恐嚇與暴力的威脅，更會使此等問題雪上加霜（彭寶瑩，新竹地方法院觀護人，私人通訊，民84年，3月29日）。因此，在面臨此等兒童虐待問題，相關機構與人員之間的配合十分重要，諮商機構與專業人員皆應對此等問題有一套標準化的處理程序，以保障諮商員的安全，兒童福利當局應設有法定專業人員以協助處理此等事件，應代理出庭以避免不必要的傷害產生。總而言之，諮商員在面對此等問題時，必須有倫理與法律上之警覺並熟悉處理的法律程序，通知所屬機構、兒童福利機構與治安單位採取必要的保護行動，以保護自身的安全和當事人的福祉，並合乎法律上賦予諮商員的責任與要求（王智弘，民84）。隨著兒童虐待案件之益受關切與＜兒童福利法＞的訂定，諮商員對此等兒童虐待問題應有更周詳的了解，並熟悉相關的處理程序與倫理和法律規定，以能在面臨此等問題時有較妥善之因應。
四、雙重關係的倫理問題
在諮商過程中，另依需要加以注意和避免的倫理問題，即是雙重關係（dual
relationship）的問題，而此一問題已與保密問題並列成為美國諮商學會倫理委員會最常見的倫理申訴問題（Marino,
1995, April），相當引起諮商倫理學者之關切。由於當事人與諮商員的互動構成了一種「特定關係」（special
relationship）（Arthur & Swanson, 1993, p. 5）。此唯一種專業而須單一的人際關係，不應與其他關係相混淆，若有其他的關係同時存在，諮商員與當事人之間無法維持此種特定專業單一的關係，即會產生雙重關係的倫理問題。
所謂雙重關係是指諮商員與當事人之間存在著諮商以外的另一種關係，其種類包括親屬關係、友誼關係、社交關係、師生關係、督導關係、行政關係、評鑑關係、親密關係與性關係等（牛格正，民80；民83；中國輔導學會，民78；王智弘，民82a，民82b；林家興，民80；AACD，1998；APA，1990；Corey
et al， 1993）。在此應注意的是，上述所列舉的各種關係均包括在可能構成諮商關係外之另一種關係之列，但雙重關係之種類不以此限，此外比如，商業往來關係或其他關係等，倫理強調的重點在於當有另一種關係存在時，可能會對諮商關係造成之干擾與影響，此等另一種關係的行程可能是在進入諮商過程之前或進入諮商過程之後發生，但不論是前者或後者都是不合專業倫理的，專業學會的倫理守則上皆有條文加以限制（中國輔導學會，民78，伍，一、四、五，拾貳、一；AACD，1988，A，8、9，B，13、14；APA，1990，6，a，7，d）。雙重關係之所以為違反專業倫理之行為，主要的理由是會妨礙專業判斷和有剝削當事人的危險（牛格正，民80；Corey
et al，1993），可能構成利益的衝突，（Corey
et al, 1993；Pope, Levenson, & Schover,
1979；Pope , Schover, & Levenson, 1980），而使治療關係的專業性質受到扭曲，界線變的模糊（Corey
et al, 1993），並造成了個人需求和專業需求的曖昧不明（Kurpius,
Gibson, Lewis & Corbet, 1991）。如此將使諮商的關係與過程變的更為複雜，專業的諮商判斷無法正常發揮，不但原先的諮商目標可能落空，當事人也可能未蒙具利，反受其害。
在所有雙重關係中最受人矚目的，應是諮商員與當事人之間的親密關係與性關係。Stake
和Oliver(1991)認為有關治療者與當事人間不當性關係的問題是過去20年來，愈來愈受關切的專業課題。美國諮商學會倫理委員會的副主席（co-chair）Jorge
Garcia也指出對當事人的性騷擾與性親密關係是目前愈來愈常見的倫理問題（Marino,
1995, April），事實上從歷年來的調查結果顯示，確實也透露出此一問題的嚴重性確實存在（Akamatsu,
1988；Holroyd & Brodsky, 1977；Pope,
Keith-Spiegel, & Tabachnick, 1986；Pope ,
Levenson & Schoenfeld, 1979；Pope,
Tabachnick, & Keith-Spiegel, 1987； Sell,
Gottlieb & Schoenfeld, 1986；Stake &
Oliver, 1911）。此如在時間較早的Holroyd 和
Brodsky的1977年調查中，與當事人有性的接觸（erotic
contact）的治療者，男性為佔10.9%，女性為佔1.9%，而承認與當事人有性交行為（sexual
intercourse）的治療者，男性為佔5.5%，女性為佔0.6%；在Pope、Keith-Spiegel和Tabachnick的1986年調查中，自沉與當事人有性接觸的治療者男性約佔10%，女性為佔2%；至於在Stake和Olver的1991年調查中，與當事人有性接觸的治療者，不分性別比例約在2.2%（不包含接吻）到7.3%（包含接吻）之間。光從這些數據看來，就足以讓人心驚膽顫了，一般而言，性親密的行為較常發生於男性治療者與女性當事人之間。
研究報告指出，在治療者與當事人之間發生性親密街處的結果會造成對當事人負面的影響，此等傷害包括會增加當事人的焦慮、抑鬱、罪惡感、空虛感、社交疏離、性的混亂、壓抑的憤怒、失去自信與信任別人、認知上的功能不良、身心正方面的失常、藥物濫用，甚至有自殺的危險（Bouhoutsos,
Holroyd, Lerman, Forer & Greenberh,1983；
Fedman- Summers & Jones, 1984；Stake &
Oliver, 1991）等。由於此等治療過程中性親密的雙重關係會帶給當事人許多可能的傷害，Pope稱之為治療者對當事人的性虐待（sex
abuse），並為文義正辭嚴的對一些似是而非。為此等行為粉飾的看法加以導正。Cloeman和Schaefer(1986)則描述此等行為會造成對案主包括心理（psychological）層面，內隱（covert）層面到外顯（overt）層面的虐待。總而言之從歷年的文獻看來，對於治療者諮商員與當事人之間發生性親密關係的倫理問題，學者們相當的關切，並且對此等行為給予相當負面的評價，其對助人專業不良的影響，甚至包括了會導致專業保險費用的提高和負面的公共形象（Sell
et al, 1986）等。因此，值得專業人員密切加以注意和警惕。至於可不可以與已結束諮商關係的「前」當事人有性親密關係呢﹖Jorge
Garcia特別指出這在美國諮商學會目前正在修訂中的倫理標準新版本中是加以禁止的（Marino,
1995, April）。事實上，就美國諮商學會倫理委員會在其1994年9月份的會訊《今日諮商》（Counseling
Today）上所提出來的（倫理守則與實務標準草案）（Proposed
revision to American Counseling Association code of ethics and
standards of practice）中的內容來看，為因應社會變遷的需要與倫理問題之日趨嚴重，其條問較諸以往版本更為明確細密和嚴格。由此可見，倫理要求有較趨嚴格的趨勢，因此油性親密行為而引發的雙重關係問題，在倫理問題上的嚴重性實愈為凸顯。
除性、親密關係之外，另一經常發生的雙重關係是師生或督導關係，根據Roberts,
Murrell, Tomas與Claxton(1982)對美國南區諮商員教育與督導學會（Southern
Association for Counselor Education and Supervision, SACES）所屬的諮商教育人員所做的調查顯示，有7.2%的人與其所督導的學生有短期的個別諮商，有19%的則曾與學生有過長期的諮商，其中最令人氣節的是有34%的諮商教育人員認為其與搬上學生所維持的諮商關係是合乎倫理的行為。事實上，由於教師與督導都被負與教育訓練和評鑑維持的諮商考核的教育責任，此與諮商員的腳色與責任頗不相宜（王智弘，民82a；林家興，民80），Kitchener(1988)更指出期間會有期望、義務上的潛在衝突。因此，此等雙重關係應儘量加以避免，至於以國內之現況而言，學校諮商員經常即是在學校擔任授課之教師，此等師生隻雙蟲關係很難避免，其次應避免將於下學期或學年授課者，在其次是已受過課而不再授課的，總而言之，此等情況應儘量加以避免，以免造成角色衝突，影響諮商成效，損及當事人權益。
不過，雖然雙重關係非為諮商專業所樂見，但並非所有隻雙蟲關係都能加以避免（Keith-Spiegel
& Koocher，1985）。也並非所有隻雙蟲關係都是不道德的。例如給親友諮商，雖然專業倫理守則上並不贊同，因為怕影響專業判斷，發生誤導，或不能給予對方需要的幫助；但是除非是因而對當事人造成傷害，這種公汐止是不適當而已（牛格正，民80）。倫理的不適當自然不若不道德來的嚴重，但是計有影響專業諮商效能的負面可能性，又為倫理規範所不允許，諮商過程中的雙重關係最好要加以避免。Arthur和Swanson(1993)即認為諮商員必須避免因其他的角色而損及當事人的保密性，造成關係中權利的不平衡而限制了當事人的自主性，應想了治療的中立性（客觀性）或者干擾了專業的判斷。因此維持單一的諮商專業關係應是最佳的倫理選擇。
五、運用諮商技術的倫理問題
在諮商過程中諮商員使用諮商技術與策略以協助當事探討並解決問題，不過諮商技術的運用亦會引發倫理上的問題，特別是在使用某些教育爭議性的諮商或治療技術或方式上。此等較易引起倫理爭議的諮商或治療技術包括：行為改變技術（behavior
modificarion, Flanagan & Liberman, 1982；Keith-Spiegel
& Koocher, 1985；Kichener, 1980 a, 1980b,
1980c；Van Hoose & Kottler, 1985）、性治療（sex
therapy, Keith-Spiegel & Koocher, 1985；Lief,
1982；Van Hoose & Kottler, 1985）、矛盾意向技術（Paradoxical
techniques, Brown & Slee, 1986；Egan, 1990；
Formen, 1990；Henderson, 1987；Sexton,
Montgomery, Goff, & Nugent, 1993）、催眠（hypnosis,
Gravitz, Mallet, Munyon, & Gerton, 1982；
Keith-Spiegel & Koocher, 1985；Van Hoose &
Kottler, 1985）、生理回饋（biofeedback, Derner,
1982；Van Hoose & Kottler, 1985）、心理儀器（psychological
devices）和強迫性的處理技術（coercive treatment
techniques）（Keith-Spiegel & Koocher, 1985）等。
上述的諮商技術之所以會受到特別的倫理關切，主要是因為(1)其本身具有較引人注意的特質，(2)其處理所涉及的問題是較受社會關切的(Keith-Spiegel
& Koocher, 1985)。比如說性治療、催眠、生理回饋與心理儀器的運用，其技術本身即具有引人注意的特質；而行為改變技術的使用嫌惡治療或電擊、矛盾意向技術和其他的強迫性處理技術，則會牽涉強迫或欺騙等，都是會涉及人權的問題，因此較受社會的關切。
就以矛盾意向法而言，其經常成為倫理爭議的焦點，即是因為再此等技術中實務工作者所表現之不坦率的迂迴和對抗性的行為，其所遭受的倫理上的考慮經常是與其再治療關係和知後同意程序上的所具備的操弄與欺騙成分有關，（Sexton
et al, 1993）。許多學者認為：矛盾意向法所具有的強迫或操弄得特性有害於諮商關係並違反了實施知後同意的倫理原則（Brown
& Slee, 1986）。但是支持矛盾意向法的人，則強調諮商關係雖重要，但沒有比有效的處理以達到成功的諮商結果更重要，搭們咬認為實施知後同意的程序以告知矛盾意向處理過程的性質，當事人將不會同意參與，則該項處理就不會有用，支持者認為，有效的就是合乎倫理的；不過又有其他學者提出不同的意見，指出某些研究結果顯示完整解正確的告知當事人以使用矛盾意向法效果反而比不正確和欺騙的說明更好（Sexron
et al, 1993）。這其中顯然並無定論，無法證實矛盾意向法是否不應是先知會當事人，方能發揮預期效果。由於專業學會的倫理守則（中國輔導學會，民78；AACD，
1988；APA， 1990）都主張知後同意程序之必要性，因此實施矛盾意向法以協助當事人確實要格外的謹慎，考慮是否有迫切需要已使用此一技術？有無其他可供選擇之處理技術？使用時施以尋求知後同意的程序是否確實不利於處理效果？總之，應力求在倫理上的考量上更為周全。
至於前述的其他較易引起倫理爭議的處理技術也如同矛盾意向法一樣，因其特殊的處理程序或當事人問題的涉及層面而產生各自不同的倫理問題，如行為治療亦涉及對是人的虐待或技術的不當使用（Flanagan
& Liverman, 1981）；性治療亦涉及對當事人金錢或性方面的剝削，不當的性價值觀念的強加（Lief,
1982）；催眠則會涉及對當事人個人之統整性擊自由意志的尊重等問題（Gravitz
et al, 1993）。因此在使用此等具爭議性的技術時，諮商員首應考慮到當事人之福祉，尊重其自主性與必要的知後同意程序，並考慮到專業倫理守則與法律上的規定。
在面臨有關諮商技術的倫理課題時，諮商員要面對的問題是「什麼」技術、程序或處理是你要採用的；而又在「何時」和「為何」你要採用它們呢？有些諮商員可能可望學習新技術視之猶如耍把戲，其他人則可能會因不知該使用何種技術而感到焦慮，於是在諮商情境中一樣又一樣的嘗試錯誤。Corey等人(1993)認為，諮商員在使用特定的處理方法時應有其理論基礎，他們並且對過分依賴技術的做法是否對當事人有益感到質疑。更何況因為諮商技術的使用而引發的控告案件早已時有所聞（Kitchener，1980a），因此，雖有學者認為「無傷害有時可能即意謂著無心理治療」（do
no harm sometimes mean do no psychotherapy）（Gibert
，1992，p. 696），言下之意，有「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感慨；但是基於對當事人福祉的考慮，在諮商過程中對諮商技術的選用應在倫理和法律層面加以斟酌損益而作審慎的考量。
六、轉介或結束的倫理問題
諮商過程中的倫理問題的探討範圍，基本上始於知後同意而止於結束（termination）或轉介（referral）。在許多的諮商機構有限制單一當事人諮商次數的政策，在此等情況下，起於諮商一開始，當事人即應被告知同意有此種規定，若當事人認為其想接受較長期的治療，則當事人有全被加以轉介（Corey
et al, 1993）。事實上，在諮商過程進行之中，當諮商員判定諮商關係不再具有生產性或者其無法再協助當事人時，諮商關係必須立即加以終結，而實務人員有義務知曉轉介的資源並建議合適的選擇。若當事人拒絕此等建議，則諮商員不必在持續此一關係（DePauw,
1988）。對專業人員而言，去了解自己的能力限制以及了解在接案過程當中，因專業訓練所限或個人因素干擾了有效的工作關係時，去轉介當事人給其他專業人員是非常重要的（Corey
et al, 1993）。此外，基於諮商的效能即當事人福祉的考慮，當有前文所述之雙重關係的情況發生，諮商員亦須將當事人加以轉介（牛格正，民80；Corey
et al, 1993；Keith-Spiegel & Koocher, 1985；Van
Hoose & Kottler, 1985）。上述的轉介要求在專業倫理守則中均有載明（中國輔導學會，民78，貳，六，伍，四、五；AACD,
1988, A, 7, B, 12、13、14；APA,
1990, 2, f, 6, a, 7, d），諮商人員應保持敏覺，了解個人專業能力之所限，並避免涉及雙重關係。一旦在諮商過程中發現有此等情況產生，立即終止諮商關係並加以轉介，應是最佳的抉擇。
諮商關係的結束，除了轉介的情況之外，尚包括助人過程目標的達成，籍情境或動機的改變或無法在有進展等（Hutchins
& Cole, 1992）。在理想的情況下，結束的發生應是在當事人與治療者遵守其契約上約定，回顧目標的完成並共同同意去終止正式的協助過程。但實際上，當事人或治療者皆可能終止此一過程，竹管是基於好的或壞的理由，當事人可能因為覺得子得到所需（儘管助人者並不同意），或者僅是不願去執行有意義的改變所要求的工作，而想終止協助過程；同樣地，助人者可能覺得工作已做完（儘管當事人可能並不同意），或者因為其不喜歡當事人而想擺脫他們（Egan,
1990），此等的情況的結果皆可能有未成熟終結（premature
termination, 或流失，王智弘，民83b）的缺失，對當事人而言不只不能再由諮商中受益，甚至會帶著受傷的心情離開。因此，不恰當的提早結束諮商關係，使諮商的效果可能大打折扣，或只反而造成傷害。
而另一相反的情況則是，當治療以達致成熟，但當事人或治療者卻抗拒去終止。Wolman(1982)指出，在心理治療面臨結束之時，治療者和當事人都可能遭遇情緒上的困難（emotional
dirriculties），基於分離的焦慮，而抗拒去結束，但是當再進行治療已不能帶來額外和顯著的治療收穫時，每一位治療者應有道德上的義務去終止治療工作。因此，治療者應覺察此等可能發生於治療者或當事人身商的不適當的分離焦慮，並加以澄清和處理，以避免不必要的延長治療程序；相對地也要能覺察發生於治療者或當事人身上的想急於結束的逃避或不舒服的情緒，以免不成熟的終結而影響專業服務的成效。
關於諮商過程結束的課題，需要先評估當事人進步的情況（Egan,
1990），並由治療者和當事人開放的加以檢討，而最的決定仍是要取決於當事人（Corey
et al, 1993）。畢竟對結束心理治療態度的一個共同性的一般性標準即是當事人的福祉（Wolman,
1982）。這也是決定諮商過程中只的最重要指導原則。
參、結語
– 做個倫理的諮商員
諮商工作本諸助人的目的，行使專業的助人技術，既為助人則不欲傷人，然因倫理上的不適當或違犯，卻會減損諮商的效能，更甚而傷害當事人。而對諮商專業人員本身而言，倫理非行的發生可能會引起法律訴訟，不但會危及個人的專業生涯，更會對諮商專業所賴以維繫的公共信任（Blocher,
1987）造成傷害，更何況對大部分的倫理問題而言，並沒有容易的答案（Corey,
et al, 1993）。因此從事此一專業的諮商人員耶應處於諮商過程之中，保持警覺並身自期許；不但要做一位專業的諮商員，也要做一位倫理的諮商員！
不過由於倫理問題的複雜性與嚴重性，此一諮商專業的工作同仁在現今的環境中仍要去面對許多的困難。因為倫理事件常未被清楚的定義，使的在面臨衝突抉擇時，常是問題重重（Bradley,
1989）。即便有專業學會所訂定的倫理守則可供參考，諮商員在面對真實的倫理困境時仍是寸步難行。因為事實上倫理標準沒有，也不可能說明所有的情境，倫理標準是需要專業人員自身加以解釋、因身和專業的統整（Bernard,
1987； Huey, 1986；
Made & Rollin, 1986）。因此，專業人員本身是否受過良好、完整而持續的倫理訓練，便成為重要關鍵。然而正式倫理課程未受應有的重視卻是一項嚴重的致命傷（牛格正，民80；Stadler
& Paul, 1986）。在此等倫理問題不易釐清，倫理教育未獲重視的情況下，倫理問題的發生幾乎是一個可預期的潛在危機（王智弘，民82b）。這種情形令人心憂。美國諮商會法律系列叢書之出版、倫理標準與案例選輯（ethical
standard casebookb, Herlihy & Golden, 1990）的持續修定與發行，應是國內可參考的做法。畢竟，當法庭在判定諮商人權的訴訟案件時，除了依據法令，先前的案例之外，相關專業人員的專業和倫理標準以及諮商專業本身的倫理標準是可能被列入為判案參考內容的，諮商員自然應一專業倫理標準而行為宜（Hopkins
& Anderson, 1990）。但是在整個專業領域在面對此一可能面臨法律訴訟之威脅的倫理課題時，倫理問題的潛在危機要消弭於無形，確實需要專業學會、諮商教育與實務機構，以及諮商人員本身採取更多的具體行動與努力。
本文從諮商專業的核心工作—個別諮商服務的實施過程著眼，逐一探討並釐清過程中可能出現的倫理問題，希望提供在實務工作上有更完整的倫理考慮與判斷的參考，論裡的考慮本就是衡量專業的重要尺度。對倫理問題的重視與關切，在積極層面，則可避免不必要且去殺傷力的倫理申訴與法律訴訟（王智弘，民84）。因此，不管是基於積極層面或消極層面，都需要我們在倫理問題上更佳的關切與重視，以便此一諮商專業能夠持續的生存與發展。
最後，本文擬就前文之文獻探討語文析中加以統整，而針對過內之現況提出有助於增進諮商倫理實務的可行建議與努力方向。
一、在公共政策方面：
1.
應促使立法部門研擬並通過將接受諮商專業服務之當事人納入溝通特權之涵蓋範圍內，而得享有較明確應被保密之法律保障。
2.
應促使教育與衛生部門研究確立諮商證照標準並設立專責組織，以推動證照之核發與更新制度，為確保諮商專業之服務品質提供有限環境。
二、在專業學會方面：
1.
應設立專責之「倫理委員會」以從事倫理守則之修訂，受理倫理申訴案件，並每年發表倫理狀況之報告。
2.
應持續從事「倫理守則」之修定工作，並明定倫理申訴之程序。
3.
應出版諮商倫理守則之案例選輯（casebook）和倫理與法律問題之處理手冊（manual
or handbook），前者可說明倫理守則在實務工作上之實際應用與相關考量，後者可提供實務工作者在面臨倫理與法律問題時，應考慮之倫理與法律規定，並能採取適當之處理步驟因應程序。
4.
應設立專責之「公關委員會」以持續推動立法、證照制度及其他公共政策之促進事項。
三、在諮商員教育機構方面：
1.
不同層級教育均應開設「諮商倫理」課程，列為必修科目並強調其比重，內容則應涵蓋專業定向，倫理規範、法律規定，道德判斷，倫理實務和案例研討等重點。
2.
應定期舉辦「諮商倫理」工作訪或研討會已停生倫理意識與研究水並提供實務機構人員之訓練與進修機會。
四、在諮商員實務機構方面：
1.
應將「諮商倫理」課程，列為職前訓練內容，並強調其重要性。
2.
應持續舉辦「諮商倫理」之在職訓練與案例討論，以提高諮商員對倫理問題之敏感性與判斷力，並熟悉相關之倫理與法律規定及較佳之處理程序。
3.
應確立機構之專業與倫理立場和適用之倫理規範，受用專業學會隻倫理守則亦或依機構特性增訂規定均應予確定，並應依實務需要，一如「知後同意」程序或機構專業服務權限等均應與確定並對外宣示立場，以確保機構服務之內容與品質。
4.
應有督導或倫理考核制度以考核機內之倫理狀況，以矯正實務諮商員之倫理非行或淘汰不適任人員。
五、在諮商員個人方面：
1.
應熟悉相關的倫理守則與法律制度。
2.
應隨時注意期刊上之倫理問題相關文獻以了解最新之倫理狀況。
3.
應保持對倫理問題敏感性，並在面臨倫理問題時尋求機構、督導與同儕之意見和彼此的監看。
希望藉由對倫理問題的持續關切與重視，使諮商專業能夠提供給當事人最佳的專業服務，使諮商實務工作者，不但是專業的諮商員更是倫理的諮商員。
肆、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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